《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读后感—— 一切始于感情

《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读后感—— 一切始于感情

2018.10.23作者:成都管理处 曾佳齐

于润洋先生曾经写道:“任何一门艺术,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只有当它自身的最本质的特性得到充分体现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作者在创作时真正遵了其特殊规律时,这门艺术或这种艺术体裁的特殊表现力才会充分发挥出来,体现出它的独特的艺术力量,获得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器乐这种体裁,由于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文学、诗歌、戏剧、舞台动作等非音乐因素的渗入,因此它的特性集中地体现了音乐这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本质。”

于先生在本文中表达了“一切始于感情的思想”,他认为各艺术的表现手法是不同的,其中器乐创作更是不能直接的表述抽象的逻辑思维、复杂的思想观念,器乐创作所表现的只是作曲家在一定基础上产生的、对客观现实的情绪、感情的反映。

于先生认为乐器创作中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在反映现实时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可以适当的引用现成歌曲做成素材,但是如果过多的引用就造成了违反器乐创作特性的千篇一律的概念化,这种带有概念图解性质的作品很难打动人心。先生以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为例,强调了历史和现实的艺术实践充分证明了优秀的器乐作品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决不下于歌曲、歌剧、舞剧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但是这种高度的思想性既不是靠直接表述哲理,也不是靠对具体事件或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体现,而是蕴藏在深刻的感情内容中。作曲家应该把巨大的创造想象贯注到深刻揭示内心感情上面去,这才符合器乐创作规律本身提出的要求。

本文还指出器乐本身只能直接表达作者的情绪、感情、体验本身,却不能展示引起这种情绪、感情、体验的究竟是些什么事物,不能提供产生这种情绪、感情内容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人们对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中悲哀、抑郁的感情有共同的感受,而对产生这种感情的社会的、阶级的原因却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对这部作品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就是个例证。所以对器乐的标题性的这种不正确的理解和处理,不但使器乐创作陷入一般化、概念化的歧途,而且也无助于听众加深对器乐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反而限制了听者的艺术想象力,甚至使这种想象力枯竭,使标题音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是强调标题性器乐作品的优越性,决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无标题音乐。因为听者在欣赏无标题音乐时,想象力不被特定的具体概念、人物、情节所束缚,不必勉强自己设身处地地去体验某种环境、冲突中的人物的感受。

最后,于先生还指出:在器乐创作中以政治运动为目的的情况下,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

所以综上所述,器乐创作必须遵循器乐本身的艺术规律,这是器乐创作得到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向。

通过对本文的阅读,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客观唯心主义的文章,此文是于润洋先生通过多方面的举例论证,表述了器乐创作都要以情感为基础。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非常赞同的,笔者认为:器乐创作是用感性的情感转化为理性的主要旋律、和声及节奏。只有在经过一些影响自己情绪的事件中得到灵感,有了真实的感情,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灵魂的。记得于先生的人生格言是我国古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两句话:一位是诸葛亮先生的“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另一位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两句话,让自己铭记。我想这种淡泊名利、不懈求索正是于先生一生奋斗的解读,这样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追随其后。